第五百九十章 疯狂的香水九
    梁师成是宫里的大官,谁敢到宫里去看货啊?

    而且只有梁师成才能给客户保证,因为只有宫里才有御花园,才能在寒冷的冬天也有各种鲜花,才能源源不断地保证鲜花供应!

    最重要的一点是梁师成的信用很好,只要梁师成收钱,不管是什么事,梁师成都能摆平,童叟无欺,妥妥的金字招牌!有着无数的成功案例!

    包定怕梁师成贪婪成性,借着这个差事从中牟取私利,影响到买卖的声誉,特意点拨了一下梁师成,大官只要按照包某说的做,出了什么事自然有包某一力承担,若是暗中做手脚,影响了买卖,后果就不用包某说了吧!

    梁师成很清楚,若是错在自己这里,那么自己就要面对来自皇帝、克星、还有其他股东的怒火了,届时根本就没人能救得了自己。

    张安安在一旁看包定安排得井井有条也是十分欣慰,终于有个得力干将帮自己赚钱了,想着也不能让梁师成白忙活啊,当即指示包定从香水的利润里面拿出一部分,作为小梁子的辛苦费,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梁师成,以后那些昧着良心的钱就不要赚了,因果太大,没有好处的,跟着自己赚点光明正大的钱不好吗?

    张安安说着就想到了一条财路,简直就是为梁师成量身定做的,于是说道:“本公子这里有条财路,有没有兴趣啊?”

    有钱赚,梁师成当然是感兴趣了。

    梁师成,宫里最有权势的大官,据说乃是大文豪苏东坡之子!

    苏东坡有个习惯,喜欢将小妾送予友人来表达彼此之间深厚的友情,这在大宋实属平常之事,权贵之间互赠小妾乃是友谊的象征。

    梁师成的生母以前乃东京当红头牌,仰慕苏学士的文采,自愿入府甘为小妾,可惜被苏学士的一个梁姓友人看中了,苏学士有着豁达的成人之美,也不管小妾当时已经有了身孕,就这么为了友谊,将梁师成的生母送人了,梁师成在娘肚子里就这么被一起转送了。

    梁师成在梁府出生后,自然被冠以了梁姓,但是梁府谁都知道梁师成的这个梁与老爷根本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在古代,妾生子的地位比起那些受宠的奴仆都不如,更何况梁师成还是个野种,因此梁师成的童年是很悲惨的。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的发生则彻底改变了梁师成的命运!

    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乌台诗案——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字狱!始作俑者是那个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不通晓,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有张衡后,第二个正史有传的科学家--沈括!

    沈括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但是在人品方面嘛,就有点问题了。

    熙宁之初,王安石变法,沈括也曾参与过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当时,王安石权势正盛,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拥护新法,安石初亦相当器重他的才能,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保甲法将行时,神宗有意委任沈括专主其事,而安石对曰:“沈括壬(小)人,不可亲近。”

    熙宁六年(1073),沈括先是入馆阁,为集贤校理,奉诏详定三司令敕,继复被派为两浙路察访使,口衔天宪,出为钦差大臣了。

    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交往论旧,非常热络。将去,要求苏轼手录近作诗一通,留为纪念,这也是朋友间的常事,苏轼也不疑有他,就写了送他。

    沈括心里非常嫉妒苏轼,而他又知道王安石甚恶苏轼,所以回京后,除了极口赞扬青苗、助役诸法,绝无不便于民之外,随即将苏轼的近诗,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里,签贴进呈,告他“词皆讪怼”。

    当时新党占据了全面上风,无人对此穷追猛打,苏轼也因此逃过了一劫!

    苏轼的政治敏感度还是太低,不但没有警觉,还在写给刘恕的信上,自嘲道:“不忧进了也。”意思是不愁没有人把我的作品进呈御览了。

    但是到了元丰二年(1079年),专政十余年的王安石已经黯然离京,吕惠卿阴谋败露,一时决难再起;皇帝以吴充为相,不过地位中立;王珪是个乡愿式的老官僚,虽然竭诚拥护新政,依附王安石,但其政治上的声望地位,实不足以领导群伦,能力上也不太能够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

    另一方面,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时雨,是妇孺皆知的司马光。

    万一有一天,神宗皇帝觉得无人能为国家做事,念头一转,真让司马光复出的话,这批由王安石选拔出来的“新进”,连现有的禄位都不保了,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可言?

    但是司马光远居洛阳,闭户著书,绝口不谈国事,让新党无从下口;而王安石公开指责过苏轼是司马光反对新政的幕后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讥讪朝政”的老药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杀鸡儆猴。于是,倒霉的苏轼,祸从天降,就做了新旧党争的“代罪羔羊”。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