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足坛的保守，其实是一个社会学上永恒的话题。
权力的追求是占有，资本的追求的是增长。
这也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根本矛盾。
一方想要掌握权力，牢牢把一块蛋糕捂在自己手里，不让别人来抢；一方想要放权，大家一起把市场做大，做成100块蛋糕，大家一起分享，就算自己只能分享到20%，也是20块蛋糕，也远远超过改革前的收益。
前者虽然只有1块蛋糕，胜在稳定，风险小，旱涝保收；后者虽然预期的收入很多，可能拿到20块蛋糕，可风险很大，搞不好自己就出局了。
欧洲足坛就是前者。
足坛的这帮人，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来把足坛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尤其是德甲，甚至还有“50+1”政策。也因为这样的政策，让德国出现了一大批在足坛里拥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足坛政客。
这样的现状，有利有弊。
优点是足球更加纯粹，更团结、更统一，由上到下的执行力很高。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足球行业的各个阶层，收入真是太少了，枉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别说跟美国的橄榄球、棒球比了，连篮球都比不过。NBA的底薪还要50万美元呢，曼联一线队的最低工资，周薪才4500英镑。
随着时代的发展、行业的进步，尤其是外国资本对欧洲足球的渗透，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足球的改革。
G20失败了，欧超失败了，可大趋势不能改变。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只要足球赚了钱，赚了大钱，再想让他们退回以前的状态，变成“纯粹”足球，就不太可能了。
这背后还有美国的强大资本推动。
足球不是很纯粹吗？
不是一心只想竞技，不想赚钱吗？
好啊，那就揭老底儿吧，看看你们搞足球的这伙人，到底是不是想赚钱！先把你们的带头人拿下！
FBI直接出马，先是因为贪腐问题拿下了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又因为贪腐问题拿下了世界足联主席布拉特。
两大足坛最有权力的人先后落马。
这直接让整个足球世界的信仰崩塌了。欧洲足坛商业化的浪潮也就席卷而来了，50%肖像权的玩法已经成了豪门球队的基本操作。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了，周不器也不甚在意。
欧盟和美国的交锋延伸到了足球领域，狗咬狗一嘴毛。这跟周不器无关，这种改革对足球到底是好是坏，一点也不重要。对他来说，最重要的顺应未来足球发展的大势，能赚钱就赚钱，能赚影响力就赚影响力。
周不器可不能把这样的想法表露出来，OPTA公司的安德鲁也是半个足球从业者，就像他自己说的，“在足坛里做数据分析的大多数都是运动学毕业，我也是。”
“运动学？”
这句话让美国的计算机博士亚历山大·布朗很惊讶。
一个运动学的人，能做数据分析？
靠！
说来说去，咱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啊！
安德鲁有点尴尬，“我的团队里有很多统计学、数学和计算机学的高材生。可是在欧洲足坛的俱乐部里，包括那些引领着数据足球潮流的人，他们都是运动学家，而非数据学家。”
亚历山大微微皱眉，“在美国的橄榄球或者棒球，你经常可以看到哈佛数学院的毕业生，或麻省理工的计算机硕士来进行数据分析。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性工程，运动学专家还是更适合做运动指导。”
安德鲁叹了口气，“没办法，大环境所致。”
“欧洲不比美国。”周不器帮忙解释了一句，“美国有用不完的技术性人才，可以分配到各行各业里。欧洲差了一些，要把优质资源用在优质的技术型产业上，比如软件、芯片、航空航天。否则欧洲很难跟美国竞争。”
“哦，这样啊。”亚历山大·布朗很随意地应了一声，他从来不关心这些，“数据呢？有足够的数据做研究吗？”
安德鲁叹了口气，有些无奈。
周不器很惊讶，“OPTA不是欧洲足坛最专业的数据公司吗？你们手里应该有最多最丰富的数据才对。”
安德鲁道：“的确，可这远远不够。嗯……我听说美国的体育数据很开放？”
亚历山大点了点头，“对，有专门的数据库，所有数据都开放，只要付费就可以买到。”
安德鲁长叹一声，“足坛太保守了。”
亚历山大的眉梢一挑，“数据不开放？”
“是的，俱乐部们都把数据当情报来保密，我们的合作伙伴，都有保密协议。”安德鲁看了周不器一眼，“尤其是曼联，要求得很严格。”
然后他就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在OPTA的网站上，所有人都可以购买年度会员，然后获得所有公开的专业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从过去的比赛中总结出来的，比如跑动数据、射门数据、过人数、犯规数等等。
可是，想要评估一个球员，单靠比赛数据是不够的。
还要看他在平时训练中的表现。
尤其是通过数据分析来判断一名球员的伤病隐患，比赛中的数据毫无价值。因为球员只有在健康的情况下才会登场。在球员很健康的情况下去评估数据来分析伤病隐患，误差很大。
所以很多豪门俱乐部除了会购买OPTA的年度会员获得公开数据之外，还会购买定制服务，跟OPTA的专业数据团队一起，在训练中统计球员们的数据。从这些数据中为球员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
训练数据才是一个球员最最真实的写照。
一个球员在跑多少米的时候会陷入无氧状态，一个球员在什么情况下会犯规，一个球员在跑动多少距离后就失去了回防能力，一个球员在高速奔跑情况下的进球概率……
这些数据，都是一个球队的核心机密。
一旦让竞争对手知道了，对方就可以针对性地部署战术了。比如知道了一个球员在冲刺50米后就会陷入无氧状态，就可以重点打这个人的身后。
所以OPTA为俱乐部提供定制服务的时候，这些内部数据都不能公开，要签下很严格的保密协议。
可是，如果数据不公开，就无法推动行业进步。
亚历山大随后就说了美国体育界的行情，那边就开放多了，所有的数据都是公开可查的。这就给研究机构提供了便利。
周不器对这一点是知道的，因为紫微星就有大数据的分析处理技术小组。想做这个，前提是得有足够多的数据。
没数据就是纯扯淡。
美国体育界都把数据公开了，美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和数据研究中心就可以纷纷地设立课题，然后把这些数据拿过来，进行一些运动学数据的分析、研究。
通过“市场-学术-市场”的过程，完成体育数据分析行业的进步。
安德鲁对足坛的保守也很无奈，“足坛的数据不公开，很多大学的研究机构就不能做课题研究，就无法推动进步。甚至俱乐部们还不舍得聘用一些专业的数学或者计算机系的人才做数据研究，只用一些运动学人士，甚至是退役的球员来做。这样的团队，能研究出什么成果？他们把钱都用在转会、球员工资和经纪人佣金上了。”
顿了一下，他又说：“对了，我认识一位专家，是牛津大学数据统计学的索托伊教授，他做了很多足球领域的数据研究，要去见见吗？”
周不器笑了笑，“好啊！”
安德鲁马上联系，对方说他在学校里带团队呢，今天可以随时过去。
大家马不停蹄，奔向牛津。
在路上，安德鲁又讲起了数据分析应用在足球上的历史。
最早的鼻祖，是前苏联基辅迪纳摩的功勋教头瓦列里·洛巴诺夫斯基。当年计算机还像一栋房子那么大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发现了玄机，并指出电脑在足球比赛里能发挥巨大作用。
然后，他就把数据分析用在了他的执教生涯中，并通过数据分析，留下了经典名言：“如果一支球队失误率少于15%-18%，那它就不可能被击败。”
安德鲁还建议道：“他当年的很多数据资料都保存在基辅迪纳摩俱乐部，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专程陪你们去一趟。”
“去哪？乌克兰？”
“对。”
“算了吧，那边可不平静。”
周不器摇了摇头，他虽说对足球数据这个方向很感兴趣，也很关系到紫微星在足球产业数据业务中的发展。
可东欧局势有点动荡。
首都奥运会的时候，老毛子出兵入侵了格鲁吉亚，打了好几天。在多方协调、威慑之下才退兵撤出。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紧挨着，也好不了多少。不管是东欧还是远东，形势都一样，区别就是东欧的可以公开说。
去了牛津，见到了马库斯·索托伊教授，说明身份，其他人都好，当知道周不器是曼联的老板时候，老教授似笑非笑，“很抱歉，我是个忠实的阿森纳球迷。”
周不器道：“我也是，从小就是。因为收购阿森纳太困难了，所以才买曼联。”
“呵呵！”
大家都在笑。
觉得这人很虚伪。
周不器很冤枉。
靠！
我说的实话啊！
从小我老爹就带着我看阿森纳的比赛，我们爷俩都是枪迷！
说起了数据对足球比赛的应用，索托伊教授对此就非常赞同，“足球与下棋很像，这点远超人们的认知。一支球队的赛季表现绝不是机率事件，而是连贯的、有模式可循的事件。数据可以将表现数字化，找出规律，再进一步预测未来。”
“可以把球场看作一个局域网，11个球员就是网络中的结点。一个成功的球队，巴萨是最完美的范例，他们的专长就是保持每个结节的畅通。但其它球队也有能力将他们的足球提升到数字理论层面。如果主教练们能够解放思想，接受更多外行人士的意见，球队会变得更好。”
“比如，任意球的排人墙。为什么要排人墙呢？也许这是防守最有效的方式，但他们应该测试更多假想的防守方法。”
周不器忍不住打断他，“任意球？应该怎么做呢？”
马库斯·索托伊教授解释道：“这是个概率事件，有些任意球是越过球员头顶打近角，这需要大个球员来排人墙。有些任意球是打远角，这需要门将来扑救。可还有一种，就是打人墙脚下。貌似足坛里缺乏对这种任意球的防范。可实际上，如果是距离球门20米以内的任意球，有28%的任意球进球都是从人墙脚下打进的。也许派个球员躺在草坪上能够加以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