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夏茗，我的外公黄柯泽是湖南一个小镇的算命人士。
小时候，父母离婚，母亲黄芸外出务工，我跟随外公在乡下长大。
他常常带我去十几公里外的市里搭摊，老旧的大巴车摇摇晃晃，他粗糙的手紧紧圈住我的手，到了地方，圆框墨镜一戴，他算命，我递茶。
外公不仅算命准，而且略通风水命理，善识草药，是十里八乡颇有名气的一号人物。我那时对世界的认知非常有限，觉得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厉害的人，亦满腔敬意，希望有一天能继承他的本领，成为声振全国的算命女先生。
直到我进入中学，学习生物政治，了解科学心理学，才明白他的职业原来是“封建迷信”、“无稽之谈”。请神驱邪，不过人心作祟。
就这样，我的宏图大志顷刻间灰飞烟灭。至于我的外公，他已经没有机会知道他的孙女“背叛”了她自己儿时的梦想——他在我 10 岁时于睡梦中驾鹤西去。
人一旦闭了眼，昔日辉煌与过错刹那间消逝，独留坟前一抔黄土。
2019 年，高考后没多久，外公留下的唯一房宅被划成危房。村委会通知我母亲黄芸，如果她不计划修缮，政府将在一年内推倒房子，土地归公。
外公没有其他儿女，母亲如今定居他省，放弃房宅是最省事的办法。
我跟随母亲回村整理外公遗物。
空旷的两层小楼除了家具，只剩下外公生前常用的笔砚纸墨、铜锣法袍等物件，母亲将它们一一打包封存。
临走前一天傍晚，夕阳西下，我躺在二楼卧室的床铺上，回忆童年，心中充满不舍。
目光定格在头顶架空层由几道木板搭建的阁楼。我突发奇想，爬了上去，期望能在里面找到一些别的旧物。
现在回想，一切或许都是冥冥之中注定。
阁楼自外公在世时就已经废弃，木墙结满蜘蛛网，地上可见几只已经腐烂，散发恶臭的不明生物的尸体。
阁楼常年不通风，灰尘随着我的走动从四面八方钻入鼻腔，令人感到非常不适。我用衣袖捂住鼻子，举着手电筒快速翻找一番，幸运地在角落的一个柜子里找到了好几册手抄本。
书籍受了潮，内容难以辨认，仔细看，能隐约认出封面的书名大都带有“符”、“运”、
“相”等字眼。其中一本名为《xx 游记》的书里头还夹了一张黑白照片。
我捏着书快速下到二楼，吸了一大口气，又用力咳嗽了好几下，才觉得舒服一些。
一面翻转照片，我一面高声唤在一楼准备晚饭的母亲。
照片里的两个男人，左侧的是大概二十五六岁左右的外公，右侧的与他年纪相仿，我并不认识。
照片背面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与泽兄，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大主教堂前。1978 年 10 月 10 日。
泽兄指的是外公，他身着中山装，剑眉星目，刚劲挺拔，与我印象中的干瘪老头大相径庭。
我从不知道清贫一生的他年轻时竟踏上过遥远的欧洲，惊讶之余，又感到奇怪，为什么外公从来不和我说这件事？是觉得没有必要吗？
“怎么了？咋咋呼呼的。”母亲脚步急促地上了楼。
我将照片递给她。她用围裙擦了擦手，接过照片。“这是什么？”
“我在阁楼找到了外公的照片。他以前去过西班牙吗？”
“哦，是的。”
母亲神色自然，嘴角下扬，似乎对我的发现有些失望。
“我怎么不知道？”
“很久以前了。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呢。”
“他去干什么？”
“不清楚，好像为了去找他哥哥。”
“就是照片上这个陌生男人吗？”
二楼光线昏暗，母亲的视线定格在男人的脸上几秒，将照片塞到我怀里，“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他。”
“那么外公的哥哥，我应该叫他表外公吧？表外公他去西班牙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外公从来不和我们说这些事。”母亲已经很不耐烦了，我还想再问，又害怕她的责骂。那时我才十六岁，大多数时候并不敢与她顶嘴。更何况，她对外公一向不满。
不想她快步走到楼梯口后倏地顿住了。明明暗暗的霞光透过瓦片之间的缝隙打在她的脸上，她皱着眉头，语气不在意地问，“你说的那个阁楼，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应该有吧。我不知道。”
母亲最终在阁楼的一堆杂物里翻找出了一个圆形铁盒。看起来是用过的月饼盒。里头装了一本塑封相册，日记本，发霉的桃木剑与红珊瑚手链，相册收录了她婴儿时期至初中的单人照，日记则记录了外公在外婆怀孕期间的心理历程。
她面无表情地将这些东西擦拭干净，把红珊瑚递给我，示意我戴上。
“这是外公留给你的吧？”
“我不需要。给你一样。”
我接过手链，放在手里把玩，只听母亲又说，“房子不推了，留下来。以后回来养老，或者就这么放着。” 我内心升起一股隐秘的喜悦，事实上，我亦舍不得这幢承载我儿时记忆的老宅。
母亲拍板下了决定，雷厉风行地退了第二天的车票，当天晚上和村委会沟通完毕，临睡前，已经开始计划之后的修缮事宜。
母亲与外公的关系并不好。外公在世时，每次过年，两人总会大吵一架。她不喜欢外公算命，不喜欢他提着他那把发霉的桃木剑去给人驱鬼，不喜欢他为了庇佑乡里体弱多病的小孩，认下他们作干儿子。而外公呢，说她从不听他的话，总有自己的主意，因此将生活过得一团糟。两个人吵到最后，似乎并不在意谁对谁错，只是各说各话，尽情发泄心中不满。
这样的争吵直到外公离世才结束。我们所有人悲痛欲绝，母亲竟没有掉一滴眼泪。操办完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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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带着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家乡，定居广东。
不可否认的是她对外公依然留有一丝父女情谊。否则，她怎么会看到那本相册红了眼睛，改变主意呢？也许她只是习惯了两人相处时的针锋相对，以至于不知道怎样做一个“正常的女儿”。
陪母亲没日没夜地忙活了几天，总算找好工人与材料商。我的高考成绩也在一个平凡的下午由教育局通过短信发送到手机上。
分数不高不低，超过理科一本线五十多分。母亲对我的专业选择并不上心。她也不期望我能成为人中龙凤。
截止日期前一天晚上，我和她说我的第一志愿是西班牙语。
她顿了顿，没有表露不赞成，只是直白地发问，“因为你外公？”
“当然不是。小语种薪资高，学校是华南地区有名的外语类院校，我高中英语学得不错，学西班牙语肯定没问题。”我说得头头是道，尚不知道外语专业已经是夕阳红专业，红不了多久就要黄了。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说“不是”，其实撒了谎。是的，我是因为外公。因为那张神秘的照片。那座阁楼里，有什么东西在隐隐牵引着我，让我头昏目眩地在人生的牌桌上随意赌上了我的前途。
两个月后，装修完毕，外墙砌上水泥，内部地板安上瓷砖，接入自来水管道。就连阁楼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外公的遗物整整齐齐地堆放在里头。
我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大学生活。前两年，学习和课余活动几乎让我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直到大三，课程少了，我才有精力去探索那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不同于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出国谋生路，1978年有条件出国的人不多，除了国家资助，其他大部分要么是有钱人，要么是偷渡者。外公出身寒苦，难道他的哥哥偷渡去了西班牙，他又偷渡前往西班牙寻亲？
我某次大着胆子与我母亲说了我的猜想，被她好一顿骂。再问她其中内情，她便装聋作哑。这令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那些千奇百怪的设想像止不住闸的洪水，倾泄而出，装饰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考研沦为炮灰，大四下，我着手准备出国事宜。
西班牙留学成本比其他国家要便宜许多，在母亲能够负担的范围内。我坚定地选择了去塞维利亚读书，这在母亲的意料之中，她并不惊讶。
临走前，母亲要我发誓，去了西班牙绝不和洋人鬼混，绝不好奇心作祟去街上发传单问有没有人认识黄珂恩——她最终耐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告诉了我外公的兄长的名字。
她又加了一句，“不该想的事别想，不该做的事别做，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我敷衍着点头，将在阁楼里找到的书与桃木剑一股脑塞进行李箱，默默祈祷此行能解决困扰我多年的疑问。哪怕是以母亲打断我的腿为代价，我也要弄清事情的真相——尽管那时我还不明白，究竟什么可以称为真相，在真相背后又究竟埋葬了多少前尘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