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所以言志也，歌所以永言也，声所以依永也，律所以和声也。以诗言志而志不滞，以歌永言而言不郁，以声依永而永不荡，以律和声而声不诐。君子之贵于乐者，贵以此也。
且夫人之有志，志之必言，尽天下之贞淫而皆有之。圣人从内而治之，则详于辨志；从外而治之，则审于授律。内治者，慎独之事，礼之则也；外治者，乐发之事，乐之用也。故以律节声，以声叶永，以永畅言，以言宣志。律者哀乐之则也，声者清浊之韵也，永者长短之数也，言则其欲言之志而已。
律调而后声得所和，声和而后永得所依，永得所依而后言得以永，言得永而后志著于言。
故曰：“穷本知变，乐之情也。”
非志之所之，言之所发，而即得谓之乐，审矣。借其不然，至近者人声，自然者天籁，任其所发而已足见志，胡为乎索多寡于羊头之黍，问修短于嶰谷之竹哉？
朱子顾曰：“依作诗之语言，将律和之；不似今人之预排腔调，将言求合之，不足以兴起人。”
则屈元声自然之损益，以拘桎于偶发之话言，发即乐而非以乐乐，其发也奚可哉！
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礼也。礼之既设，其小人恒伕于礼之外，则辅礼以刑；其君子或困于礼之中，则达礼以乐。礼建天下之未有，因心取则而不远，故志为尚。刑画天下以不易，缘理为准而不滥，故法为侀。
乐因天下之本有，情合其节而后安，故律为和。舍律而任声则淫，舍永而任言则野。既已任之，又欲强使合之。无修短则无抑扬抗坠，无抗坠则无唱和。
未有以整截一致之声，能与律相协者。故曰“依诗之语言，将律和之”者，必不得之数也。
《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此言律之即于人心，而声从之以生也。
又曰：“知声而不知音，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此言声永之必合于律，以为修短抗坠之节，而不可以禽兽众庶之知为知也。
今使任心之所志，言之所终，率尔以成一定之节奏，于喁呕哑，而谓乐在是焉，则蛙之鸣，狐之啸，童稚之伊吾，可以代圣人之制作。然而责之以“直温宽栗，刚无虐，简无傲”者，终不可得。是欲即语言以求合于律吕，其说之不足以立也，明甚。
朱子之为此言也，盖徒见《三百篇》之存者，类多四言平调，未尝有腔调也，则以谓《房中之歌》，笙奏之合，直如今之吟诵，不复有长短疾徐之节。
乃不知长短疾徐者，阖辟之枢机，损益之定数；《记》所谓“一动一静，天地之间者也”，古今《雅》《郑》，莫之能违。而《乡乐》之歌，以瑟浮之，《下管》之歌，以笙和之，自有参差之余韵。
特以言著于诗，永存于乐，乐经残失，言在永亡，后世不及知焉。岂得谓歌、永、声、律之尽于四言数句哉？
仅之《铙歌》，有有字而无义者，〔收中吾之类。〕《铙歌》之永也。今失其传，直以为赘耳。当其始制，则固全凭之以为音节。
以此知《升歌》、《下管》、《合乐》之必有余声在文言之外，以合声律，所谓永也。删诗存言而去其永，乐官习永而坠其传，固不如《铙歌》之仅存耳。
晋、魏以上，永在言外。齐、梁以降，永在言中。隋、唐参用古今，故杨广《江南好》、李白《忆秦娥》、《菩萨鬘》之制，业以言实永；而《阳关三叠》、《甘洲入破》之类，则言止二十八字，而长短疾徐，存乎无言之永。言之长短同，而歌之衬叠异，固不可以《甘州》之歌歌《阳关》矣。至宋而后，永无不言也。
永无不言而古法亡，岂得谓之古之无永哉？以理论之，永在言外，其事质而取声博；以言实永，其事文而取声精。文质随风会以移，而求当于声律者，一也。
是故以腔调填词，亦通声律之变而未有病矣。依之为言，如其度数而无违也，声之抑扬依永之曼引也。
浸使言有美刺，而永无舒促，则以《板》、《荡》、《桑柔》之音节，诵《文王》、《下武》之诗，声无哀乐，又何取于乐哉？
徒以言而已足也，则求兴起人好善恶恶之志气者，莫若家诵刑书，而人读礼策。又何以云“兴于诗，成于乐”邪？今之公宴，亦尝歌《鹿鸣》矣。
放辟邪侈之心，虽无感以动；肃雍敬和之志，亦不足以兴。盖言在而永亡，孰为黄钟，孰为大吕，颓然其不相得也。古之洋洋盈耳者，其如是夫？《记》曰：“歌咏其声也。”歌咏声，岂声咏歌之谓邪？歌咏声，歌乃不可废。声咏歌，声以强入不亲而可废矣。
若夫俗乐之失，则亦律不和而永不节。九宫之律非律也，沈约、周伯琦之声非声也。律亡而声乱，声乱而永淫，永淫而言失物、志失纪。欲正乐者，求元声，定律同，俾声从律，俾永叶声，则南北九宫，里巷之淫哇，边裔之猛厉，见睍自消，而乐以正。倘惩羹吹齑，并其长短、疾徐、阖辟、阴阳而尽去之，奚可哉，
故俗乐之淫，以类相感，犹足以生人靡荡之心；其近雅者，亦足动志士幽人之歌泣。志虽不正，而声律尚有节也。故闻《河满子》而肠断，唱“大江东去”而色飞。下至《九宫之曲》，《樑州序》、《画眉序》之必欢，《小桃红》、《下山虎》之必悲，移宫易用而哀乐无纪。
若夫闾巷之谣，与不知音律者之妄作，如扣腐木，如击湿士，如含辛使泪而弄腋得笑；稚子腐儒，摇头倾耳，稍有识者，已揜耳而不欲闻。彼固率众庶之知，而几同于禽兽，其可以概帝舜、后夔之格天神，绥祖考，赏元侯，教胄子，移风易俗之大用哉？
圣人之制律也，其用通之于历。历有定数，律有定声。历不可以疏术测，律不可以死法求。
任其志之所之，限其言之必诎，短音朴节，不合于管弦，不应于舞蹈，强以声律续其本无而使合也，是犹布九九之算以穷七政之纪，而强盈虚、进退、朒朓、迟疾之忽微以相就。何望其上合于天运下应于民时也哉？
不以浊则清者不激，不以抑则扬者不兴，不以舒则促者不顺。上生者必有所益，下生者必有所损。
声之洪细，永之短长，皆损益之自然者也。古人审于度数，倍严于后人，故黄钟之实，分析之至yu千四百三十四万八千九百七，而率此以上下之。岂章四句，句四言，概哀乐于促节而遂足乎？志有范围，待律以正；律有变通，符志无垠；外合于律，内顺于志，乐之用大矣。
何承天、沈约以天地五方之数为言之长短者，诬也。宋濂、詹同之以院本九宫填郊庙朝会乐歌者，陋也。
朱子据删后之《诗》，永去言存，而谓古诗无腔调者，固也。司马公泥《乐记》“动内”之文，责范蜀公之不能舍末以取原者，疏也。重志轻律，谓声无哀乐，勿以人为滑天和，相沿以迷者，嵇康之陋倡之也。
古器之慭遗，一毁于永嘉，再毁于靖康，并京房、阮逸之师传而尽废，哀哉！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