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开开心心的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把这些工作更多的交给了卢植和十三太保，自己得以抽出更多的时间注解《孟子》。
对于《孟子》这本书的注解，袁树是怀有一种相对矛盾的心态的。
一方面，对于孟子“仁政与王道”的思想，袁树是赞同的。
但是对于孟子思想中浓厚的“法先王”概念，他又是特别不喜欢的。
法先王，就是追求上古三代的传说政治，要按照上古三代传说帝王治理天下的方式来治理天下，这样才能迎来昌盛。
孟子的文章雄浑优美，有一种蓬勃凛然的正气，这和孟子本人的人格修养脱不开关系，这也就构成了《孟子》这本书的底色，仁政与王道也是来自于此，民本思想也是来自于此。
而与此同时，“法先王”也是孟子最大的问题之所在，这一点，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已经显露无疑。
梁惠王召见孟子，想要向他询问应对秦国、楚国已经近在咫尺的威胁的具体办法，但是孟子只和他说仁义的必要性，对于梁惠王话语中逐利的部分十分鄙视，不屑一顾。
梁惠王问他军事，他用大义来回答，满脑子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甚至还说只要实行仁政，让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就算自家军队用棍棒，也能战胜秦国和楚国的虎狼之师。
这话但凡是个脑袋清楚的人都知道是很无厘头的，木棒怎么能和精良的刀剑相提并论？
而且人家的危机近在眼前，你还说什么仁义道德，等于人家都快病死了，你还让人家慢吞吞的打太极拳强身健体，有意义吗？
所以不仅梁惠王不用孟子，后来孟子去了齐国，齐威王也只是想把孟子当作一个招牌，树立为国家吉祥物，以此招揽更多有实际才能的人才。
说白了，在那个大争之世，大家都患有急症，根本不是打太极拳吃补药能治好的。
要开刀，要去掉病灶，然后才能谈恢复身体。
孟子的学说是典型的盛世学说，而不是乱世学说，只有社会阶级矛盾并不突出的盛世才有那个余裕去执行孟子的这一套，乱世根本没有那个土壤。
而当下的东汉帝国，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各阶层对于当下状况的不满都快要溢出来了，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一场接着一场的叛乱爆发，典型的乱世之相。
这种时候你高呼仁义，人家只会把你当傻子。
诚然，在儒家学说大行于世的当下，仁义和法先王是政治正确，贸然触犯下场会很惨，但是袁树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学说思想被这种酸腐的气息浸染。
所以，他之所谓注解《孟子》，更多的是想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由自己来解释《孟子》，争取把其他人的注解都给打败，让自己的魔改版《孟子》大行于世。
他要把荀子的思想也给拉进来，“曲解”孟子的思想，使之转变为先王、今王并尊，使之具有灵活的变通底线。
主要的方法就是发挥董仲舒精神，主打一个有就有，没有也要有，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反正你已经死了，你说了什么，还不是我说了算？
董仲舒可以，我也可以！
所以在《孟子》篇章中，袁树针对孟子那一大套仁义礼智信的说法，就开始疯狂魔改。
该说不说，想要魔改这些内容，还真的挺容易的。
主要先秦时期和两汉时期汉字的文法和用意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字都不是原本的意思，很多词也脱离了本意。
就拿孟子里最广为人知的也是最为人称赞的那一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来说。
“民”这个字，在古代各个时期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在商代甲骨文之中，民与臣两个字都是眼目的象形文，臣是竖目，民是横目而带刺。
古人以眼睛为人体的极重要的表象，经常用一只眼睛代表全头部甚至全身，竖目表示俯首听命，横目则是抗命。
所以臣是现代意义上的顺民，民是现代意义上的反抗者、不听命者。
横目而带刺，就是刺瞎一只眼睛的意思，最初指代战场上俘获的奴隶或者是不听话的人，刺瞎他们的一只眼睛以便于控制，防止反抗。
等后来民专指人之后，才又有了“盲”这个字指代盲人。
所以民曾经可以指代不听命者或者是奴隶。
又有上古之时“人民”同意，人就是民，民就是人，都是对自我的称呼，类似于那时“朕”也是一般的自我称呼。
所以又有学说认为屈原那句著名的“哀民生之多艰”并不是感叹老百姓生活艰难，而是“哀人生之多艰”，对他自己的一辈子感到哀叹，觉得他自己的一辈子艰难困苦太多。
联系到作为楚国贵族的屈原后来自杀的行径，这一说法或许并非空穴来风。
民还有指代有产业的人的意思，所谓“恒产者有恒心，无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才方便统治者征收赋税、登记服役，所以民又可以代指有产业的人，平民就成为所有有产业而没有官职的人。
那么没有产业的人呢？
大抵就是“流、氓”了。
所以这个“民为贵”，到底是说老百姓最珍贵，还是有产业的人最珍贵，所指对象到底是一大群人还是特定的一小群人，倒也不是那么好判断的。
不过这都没关系，不妨碍袁树对此进行“曲解”。
注解的时候，袁树特地对这一句进行注解——
【民，人也，乃一国之全体国人。
社，土地之神灵，稷，稻谷之神灵，社稷合一，即为国土与粮食。
君，一国之君也。
盖孟子以国人为重，国土次之，国君最轻，何也？无人、土，安得有国？无国，安有君？如是也。】
除此之外，很多地方袁树也对其进行了魔改。
比如【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这里的书指的是《尚书》，武成是尚书中的《武成》篇章。
讲的是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因为助战的人多，所以死的人也很多，死掉的人流出来的血太多，以至于舂米的木槌都漂了起来。
而孟子表示自己不相信这些，认为以武王这样仁义的人去讨伐纣王这样不仁义的人，怎么至于死那么多人呢？
以正义伐不义，不应该是敌军倒戈、我军大获全胜吗？
意思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从单纯的历史角度来说，武王伐纣就是一场突击战，对于当时的军队、人民来说，字都不认识，啥都不了解，根本无所谓仁或者不仁，无非是谁的战术用得好，谁的激励给得多，谁的抚恤工作做得好。
所以牧野之战死人多是可以理解的。
孟子所说的则是典型的酸腐之言，唯心到了极点。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所表达的另一种精神是值得认可的。
尽信书，不如无书。
把书从《尚书》改为代指全部书籍，从而表达出一种不盲从、有自我意志的意思，那就很美妙了。
书里的东西不能全部相信，儒家经典也不能全部相信，你看，儒家著名门徒孟子都这样说了，你们又怎么能完全相信儒家经典呢？
给我学会怀疑啊混蛋！
所以袁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魔改注解。
【书，尚书也，武成，尚书篇章也，孟子言仁者无敌，武成所载有误，是以尚书不可尽信，尚书如此，余者书卷皆如此，尽信天下书，便是天下无书，观书，不可盲从于书。】
孟子主要是表达一个仁者无敌的意思，把仁义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否认客观历史。
而袁树则换了一个角度，主打一个不盲从，突出自我意志，要求读者学会自我探寻，保持自我意志。
哎，我就这么说，意思也就是这么个意思，你能拿我怎么样？
还有【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这是孟子夸赞虞舜的内容。
整本《孟子》，孟子夸赞虞舜达一百多处，完全是把虞舜当作他心里仁政的典范来宣传，至于有没有这回事，谁也不知道。
但是这也不妨碍袁树从中发掘出有利于自己的东西。
比如这段记载就说舜很早以前居住在深山之中，没有接触过什么外面的世界，和山里的野人没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就是，听到了善言，目睹了善行，他就会照着做。
这段记载就能很好的用来佐证袁树提出的致良知之学。
舜之所以成为上古贤王，不单单是因为他能够接纳善言善行，更重要的是他也会去做，做了之后，如滔滔江水一般无法阻挡。
也正是因为他会身体力行地去做好事，而不是听过看过就抛诸于脑后不管不顾，所以，他才会成为尧的继承者，并且选择了禹作为他的继承者。
于是袁树就为这段记载做了注解。
【闻善言、见善行者多，问善言、见善行而后身体力行者少，舜之所以为贤王，上承尧，下启禹，成三代之治，如是而已。】
后面袁树还通过【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这段记载，得出舜本性含有仁义这一结论。
顺着这个结论，他就把舜本有良知，又践行良知，最终成就帝王之业、为天下所敬仰的事情串联在了一起，以此将舜树立为致良知第一人。
这就是借孟子的口宣扬舜的致良知之道，借力打力，利用孟子的言论为自己辩护，树立起致良知之学的始祖——虞舜。
今文学派需要树立孔子作为大旗，古文学派推举周公作为他们的吉祥物，那袁树觉得自己也要搞一位先贤来做门面。
虞舜，这个孟子心目中接近完美的男人，就是袁树的选择。
袁树决定了，就由虞舜来成为一心会的形象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