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我和诺特一起去霍格莫德。我们通过霍格莫德，又前往另一处更加安静的麻瓜小镇。它在距离海岸线数十英里的地方，周围的建筑都是灰白色的，芦苇密密麻麻生在水面上，鸭子与天鹅与垃圾一起在河水里游泳。
在更往山上去的地方，有一座已经坍塌的石拱门，上面竖着鲜红色的十字架。
当我们抵达的时候，教堂——圣克莱门特——正安静地沉睡，酒吧老板昏沉地摆弄着那台老旧的收音机。
中午时还是有酒鬼醉醺醺地倒着，收音机发出嗬嗬的声音，如同被割开的气管。
我从老板手里接过，拨弄几下就将它修好了。老板高兴地免除我们的酒钱，我将机器随意地放在桌旁。
我听的是国家电台，因此它从不播放广告，只是用最新的陈词滥调轮流播报新闻和评论。诺特好奇地碰了一下，手放在按钮上，接着又飞快收回。
他掩饰地喝了一大口酒，接着就被杜松子酒里当归的气味呛到。
“它单独喝的时候有四十度。”我说。
他笑了一下，笨拙地将酒杯推远。我给他点了一点烧茄子配面包，让他的胃不会因为酒精过于难受。
收音机换到另一个电台，它是私人的，广告代替了音乐。但是那些广告也是陈词滥调，以至于我难以分清究竟是这个富庶的旧东西好一些，还是那个忠诚的旧东西好一些，更何况现在我只是一个昏沉地走出来散散心的劳累人。
我在杜松子的腥味中朦胧知道，自战争开始以来，欧洲大陆的公路上已经死了几万人，车臣的年平均数是死一万，伤数万：整整一支缺胳膊少腿、又聋又瞎的大军——当然，其中免不得一些大脑残缺的疯子。
议员黎里坡·黎里坡——这个名字差点令我产生理解障碍——被这个数字激怒了，他建议采取一个绝妙的措施。
不过我当时走神了，因为我还在思考他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后，我听到同样一条新闻重播：名字像摇篮曲一眼的议员黎里坡·黎里坡提议：吊死这场战争的任意一方首领。
这个提议由英国人提出，像是说梦话一样，却又在酒馆里引起轩然大波。寥寥几个酒鬼和老板谈起来，觉得国家不应该参与一场海洋另一边的战争。
接下来我听到黎里坡·黎里坡本人的声音：他谈到了对死亡的战斗和为生命的斗争......“斗争”，这个词他重复了足足四次，使我想起一些更加复杂的东西：巫师、魔法、旗帜、标语、为未来斗争、为正义斗争、为和平斗争、为和平斗争，直到大家消灭大家，当然，还要加上一些英国人特有的智慧。
我们得为一些东西“斗争”。
这时候我又走神了，等到我清理完思绪时，我听到的是一篇关于园艺的评论。
我调到另一个电台，那个电台正在将黎里坡和他的臆想死刑。我终于理清楚一些逻辑：人们用战争制造杀戮，但是我们不能禁止战争，因为战争是国家的手段；一部分归咎于士兵，可是我们不能禁止征兵，因为征兵是国家的权力；一部分可以归咎于议会（姑且这样称呼那些组织），但是我们不能禁止议会，因为这会破坏国家的自由；一部分战争的引发是领导者一人的愚蠢，这终于揭示出敌人的弱点！
勇敢的斗士选择拿起武器，杀死“首领”！
黎里坡万岁！
“派丽可，你真的确定我们不需要做些什么吗？”诺特贴在我身边耳语，“她一定会对付我们。”
“她很早之前就在对付我了。”我说。
我们之间又陷入一阵沉默，诺特在椅子上动来动去，但是又格外享受这段时光。我则昏昏欲睡，将大脑放进酒精里。
再次唤醒我的是一个醇厚迷人的声音，酒馆老板称他为——安格托，播音员安格托今日没有什么公路上的新闻可以说，于是，他讲了这么一个事：
昨天夜里，有一个姑娘背朝着汽车驶来的方向站在马路上。三辆车子，一辆又一辆地，都看见了她，都在最后一刻想避开她时冲进沟里，死伤了好几人。这个想自杀的姑娘看到未能达成自己的目的，站起来走了，除了刺耳的笑声外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关于她的存在是从伤者的证词中得知的。
她是一位有卷曲黑色头发的美人，穿着怪里怪气的黑裙子，身材高大，表情诡异。
我站起来，将收音机放回柜台，对诺特说：“我们该回去了。”
“下午和你的朋友去约会吗？”老板问我们，他说，“我记得你们，有一年，你们在镇子上住了一个夏天。”
他令诺特有些不安地躲在我身后。
“我们不住在镇子上。”我说，“下午我们还有课后活动。我是派丽可，他叫西奥多。”
“好吧，祝你们玩得开心，派丽可，西奥多。”老板轻快地说，他像是香肠一样的手指在收音机上大力拍了一下，电台立刻转向柔和的音乐。
我带着诺特去探望特里劳妮。他看上去有些不安，至少没有酒馆中那样放松。
今天教授的状态不错。她靠在床边，能够认出我。马特尔医生给她后背垫了一块枕头，她苍老发皱的手摸上我的手背，微凉柔软的感觉令人毛骨悚然。
“派丽可，你看见那个钟了吗？”特里劳妮指着病房门口说。
她说：在钟面上，指针绕圈转动。黄道十二宫也是一样，如同占星家所绘制的，像一个钟面。
占星是一只钟，不管人们是否相信占星的预言，占星是生活的隐喻，因此，占星蕴含巨大的智慧。
占星家的预卜，往往是画一个圈，这是天体图像，再把圆圈分成十二个扇面，每个扇面都有一个标志：公羊、公牛、双子，等等。在这个黄道十二宫里面，她随后画上在你出生时，太阳、月亮和七大行星所处正确位置的符号。在十二等分的钟面上，她不规则地写上九个数字。
九跟针就在这钟面上旋转：这就是太阳、月亮和七大行星，就像在你的一生中它们在天空中的运转一样。
“在你出世时这些星球形成的古怪位形，是你的生活持久的主题，这种位形难以理解的特性就是你人格由数字显示的标记。”她说。
“占星术教会我们宿命论：你将逃脱不了你的命运。不过在我看来，占星术道出的是某些更加微妙的东西：你逃脱不了【生命的主题】。”
她拉住我的手，“你看，派丽可，如果一个人试图在生活中重新建立一种新生活，与先前的生活毫无关系，那是必然失败的。生活总是由同样的材料、同样的砖头、同样的问题构成。他们最原初可能认为的‘新生活’，不久就会显现为过去生活的简单变异。”
特里劳妮告诉我，她认为占星就酷似一只钟，钟是终结。
指针画完一个圆圈，就是为了回到当初发生的地方，这时，一个阶段结束了。在占星图的钟面上，九根针以不同的速度旋转，随时指明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她说，人在年轻时代无法明白时间如同圆圈，她会认为时间像一条路，笔直地将人引向总是不同的地平线；她还未意识到她的生活只不过包含一个主题；可一旦生活形成最初的变化，她就意识到这一点。
特里劳妮大约十八岁时，前往一个麻瓜乡村游历，一个大概只有她一半年纪的小女孩拦住她，问她道：“女士，请问您现在几点钟？”
这是第一次一个陌生人称呼她为“女士”，在晦暗的少年时期，敏感与天赋给她带来诸多揣测与恶意，她很激动，认为看到一个新阶段在她的生活中开始了。随后，她又全然忘记这个插曲，直到有一天，一个学生对她说：“你年轻时，莫非也是这样想的？”
这是第一次一个学生不含恶意地提到她的青年时代。此时此刻，从前问她几点钟的小姑娘形象又一次回到她的脑海里，她明白这两个女性形象中存在相当亲昵的关系。这是偶然遇到的、本身并无意义的形象，但是当她开始将两者联系起来，她们就像两个决定性事件，出现在她的钟面上。
“我本来应该还有事情要告诉你的，派丽可，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不过是此事。”她说，一种焕发生机的光彩在她眼中闪现，“设想一下吧，派丽可，我的生活被安放在一只巨大的中世纪时钟上。”
“譬如说：我从前上千次经过那只钟，大钟敲响了，钟面上有一扇窗打开，里面跳出一个木偶，这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在问几点钟。多少年后，当一根针走到下一个数字时，大钟敲响，窗户又一次打开，走出另一个木偶，一个学生说：‘当你年轻的时候......’”
教授的手开始发热，变得滚烫。诺特惊慌地大叫起来，飞快窜出去找马特尔医生。当医生与他走进来时，我已经抱着教授的头，将她平整地放在病床上。
特里劳妮已经不用在医院支付任何代价了，她的生命变成喷泉，在圣芒戈的石头盛水盘中，如热雨一般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