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九章:多尔衮的独角戏
    大明崇祯十四年的十月十二日,天晴,万里无云,小凌河南北两侧连接河岸处,已经出现了一层薄冰,上面还铺着被寒风吹来的一层积雪。


    小凌河两岸皆是一片银白之色,虽然有些低矮的灌木已经露出本来的苦干模样,但仍是挂着一些残雪,若非近前细看仍旧宛如白色一般。


    一座座浮桥搭建在小凌河上,有如一道道白色的彩虹横跨小凌河两岸,放眼望去竟有七八道之多,即使北风呼啸也无法阻止上面车来人往。


    在每一座浮桥的南北两岸皆立有一排排的木栅,而在木栅内又是许多军帐林立其间,如果仔细看去可见穿着赞新红色鸳鸯战袄的士兵正往来巡守。


    小凌河上此时一共有八座浮桥,每一座浮桥的南北两岸又各有一局宣府军将士驻守。


    在北岸还有三处大营,分别是张国栋的赤城营与战车左右部将士居中,何振雄的右翼营在东,李际遇的登封营在西,守卫着通往锦州方向的这八座浮桥通路。


    而宣府镇总兵官、镇朔将军张诚则将自己的中军大营,设在了小凌河南岸不足一里的小山丘上,从这里的最高处可以将河上的八座浮桥尽收眼底。


    宣府军标营、骑营、虎卫营等骑兵,都随着张诚的中军一起驻扎在河南岸,他们作为机动力量随时可以通过浮桥,渡河北上支援张国栋等人的步营作战。


    毕竟,骑兵不同于步军那般自己吃饱了就好,他们除了自己的吃饭休息之外,还要照顾好各人的战马,尤其是那些各营中的夜不收和重骑兵,每人还不止一匹战马。


    要知道战马这大牲口可是比人还要精贵,它们不光是一顿也饿不得,其吃食更是复杂,每日食用的草料极其惊人。


    标营、骑营与虎卫营加在一起,足有六七千匹战马与骡马,每日要吃掉多少草料与豆料?


    若是如此庞大的物资全都通过浮桥运输到河北岸去,不止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且如此冰寒天气,浮桥上积雪并未完全化去,仍是十分的湿滑,一个不小心车翻坠河之事,更是时有发生。


    所以,张诚才只留三营步军驻守在小凌河北岸,而自己则率领麾下骑兵驻营河南岸,以减轻粮草物资转运的压力。


    …………


    按照前时军议所定下的方案,吴三桂的宁远军留驻在锦州城南的土城周围,以协助祖大寿抵御清军有可能的去而复来。


    张诚的宣府军过万精锐大军,则奉命驻在小凌河南北两岸,守护河上的浮桥安全,以求保障松山援锦通道万无一失。


    而其他各镇明军则撤退至松山周边驻扎,如王廷臣所部前屯卫兵马收拢蓟镇、山海镇溃败的残卒后,改驻乳峰山上原来的山海镇马科营地。


    王朴仍领大同镇军马撤退到黄土岭地方驻守,曹变蛟所部东协兵马则驻守在石门山,余下各部明军都随总督洪承畴退至松山堡左近驻扎。


    神机营前营总兵陈九皋此刻得已率领麾下大部将士,随同总督洪承畴一起退守松山堡,而他也将自己的中军设在堡中。


    不过,神机营那些笨重的红夷大炮,却也挪动不便,而留在了小凌河北岸宣府军的驻防区内,副将符应崇也被总兵陈九皋留下,在这边主持神机营军务。


    距离前次女儿河与小凌河北岸的大战,已然过去十多天时间,蓟镇总兵白广恩终于被证实,在女儿河北岸亡于奴贼之手。


    可他虽说也是“亡与敌手”,与前宣府总兵官杨国柱一般都是阵前殒命,但他们二人的身后荣辱那真是天差地别。


    杨国柱是身陷重围,誓死不降,与奴激战而亡,乃为国捐躯!


    然白广恩却是因作战不利,弃大军于不顾,独自率领少数家丁精骑逃跑的途中,为奴贼追上击杀,怎能与身陷奴贼重围,力战殉国的杨国柱相比?


    何况他蓟镇来援锦州的兵马本有一万三千余众,此番渡河北上的也有万余将士,如今一场大败,竟只剩不足千人的骑兵,再有不到两千人的步卒逃得性命。


    余者七千多蓟镇男儿,尽皆因他而命丧奴贼之手,就算一时未死于战场之上,也多半做了奴贼的俘虏,免不得成为其各旗下的奴隶包衣。


    其实就算白广恩能够逃得性命,按理也是难逃被问罪斩首的结局,不过,在援解锦围大胜的背景之下,他若是能舍得花些银子,也不是没有保下狗头的机会。


    就说山海关总兵马科,同样也是大败亏输,但是他却将这一切的罪责都推给了白广恩。


    而且,马科在这一次渡河北上的战斗中,其表现却也是可圈可点,虽然单以山海镇兵马的战力来看,似乎并不如白广恩的蓟镇兵马强。


    但马科得益于初期的谨慎,更得益于其在白广恩部溃败后,对于战局的判断,而与他一同出战的山东永平监军道按察司副使姚恭,更是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姚恭也因此而成为马科最有力的证明人。


    再有马科并非似白广恩那般抛弃麾下大军,自己领着数百精骑独个逃跑,他是提前预判了危险,领着大军有步骤的撤退。


    所以,马科在率军撤至王廷臣驻地时候,其麾下仍然能有五六千人马,他更是率领着这些兵马与王廷臣密切配合,与奴贼一直激战到最后,更因此而身负重伤。


    这一战下来,马科的山海镇也折损了大半兵马,从援辽之初的一万三千余人,缩减至现在的五千余人。


    不过,现在的马科却并不为此而伤心,在他看来自己还能活着,就已经是万幸了!


    与他情况几近相同的还有密云总兵唐通,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头脑清醒极不简单,正是因于此,唐通此番出战的近万密云镇精兵,竟有七千余人马得以撤回松山。


    因此,唐通至少也是功过相抵,其败退之责与马科一般,也已全部推给了蓟镇总兵白广恩。


    所以说,白广恩不管是死是活,他都已经无法保全自己的声名。


    别说马科与唐通,就连辽东巡抚邱民仰的标营都折损大半兵马,若非蓟辽总督洪承畴反应迅速,及时将自己的督标营派了上去,抵住奴贼。


    硕託率领的满洲正红旗鞑子便可一路向东急进,抄掉王廷臣、吴三桂等部明军的后路,甚至都有可能一鼓作气,击穿洪承畴的中军大营。


    莫说当时,就是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余日,洪承畴每每念及此事,仍心有余悸,真是千钧一发,让人至今思之仍觉不寒而栗。


    …………


    而对于清军的行踪,也终于在前日间探得了确凿的消息,多尔衮退兵至锦州东北十五里外的流水堡,代善所部退至西北大胜堡,济尔哈朗所部则退往白庙堡驻扎。


    毕竟在这三处城堡中,清军囤积了大批粮谷和草料,而且堡寨之中还可驻扎大军,虽说营房有限不能所有人都驻在堡中,但即使在堡外扎营也比与明军在锦州城下对峙为好。


    其实,在张诚的宣府军出奇兵进袭锦南土城之时,多尔衮便已预感到今日这样的结局。


    只不过,他也不愿自己独立承担这擅自退兵的责任,所以在当天夜里仍是不遗余力地组织各旗,全力打制盾车等器械,准备着在第二天发起反攻。


    但是这一切,其实不过是多尔衮做出来的样子罢了,他内心中的想法还是想拉着代善,一起做出退兵的决断。


    可代善那个老狐狸,却死活不上他的套,军议之际,他稳如泰山竟是一言不发,可怜堂堂睿亲王多尔衮,只能自己唱独角戏。


    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这两个憨货,还以为多尔衮是真心在筹谋反攻,他们非但在军议中大声疾呼,对多尔衮十分支持与拥戴。


    更是将这种支持表现在了实际行动之中,豪格与阿济格在军议后,急火火的督促麾下将士与包衣跟役,四出砍伐树木,连夜打制盾车。


    即使第二天,多尔衮以盾车等攻坚器械不足为由,并未组织出战,豪格与阿济格也没有丝毫怀疑,只是逼迫自己旗下包衣跟役加紧打制器械。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昨晚军议之后,有多少人在私下里交头接耳的嘀咕,明军本就火器众多,而今又夺得锦州南面的土城,内外连通,士气正旺,如何能够打得?


    虽说只是那些外藩蒙古部落的王爷、台吉们议论之声最大,但满蒙八旗中也不是没有一丝反对的声音。


    或许只有汉军的四旗,以及天助军、天佑军们毫无怨言,他们在清国之内地位最低,就不说满蒙八旗的王爷、贝勒、将军们,连那些外藩蒙古的台吉都看不上他们。


    即使清国皇帝黄台吉对他们信任有加,且对他们又是十分的尊崇,然清国上下的大臣将军们仍是对他们横竖看不上。


    这或许是因为在清国内部汉人的地位最低所致,毕竟几十年里汉人都是作为满人的奴隶存在。


    即使黄台吉继大位之后,努力提高汉人地位,使得大部分的汉人奴隶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根深蒂固的观念又岂是那么容易扭转过来?


    就算如范文程、宁完我、张存仁、祖泽润等官居高位,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更是被封为王爷。


    可在满蒙贵族王爷、贝勒、将军们眼中,他们骨子里还是清国的奴隶一般存在,可以任由他们欺压和羞辱。


    毕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这些先期投降后金的汉奸,都曾经做过各旗旗主贝勒的奴隶包衣,这是他们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难以洗脱的身份象征。


    虽然,后来因各人才能得以受到重用,但旗包衣的身份并未去除,无论何时何地见到旗主贝勒都要下跪相迎,请安问好。


    即便是黄台吉努力提高他们的身份地位,甚至后来将他们都编入汉军各旗,成为汉军的旗人后,仍是为满蒙各大臣将军欺辱不断。


    而对于这种事情的处置,也多是两边各打十大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罢了。


    就算黄台吉再想提高汉人地位,再想利用汉人来补充满人数量上的天然劣势,他也不会允许汉人的地位,达到如满人相等的地步。


    因为如此一来,便会极大动摇满人的统治者地位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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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只是那些外藩蒙古部落的王爷、台吉们议论之声最大,但满蒙八旗中也不是没有一丝反对的声音。


    或许只有汉军的四旗,以及天助军、天佑军们毫无怨言,他们在清国之内地位最低,就不说满蒙八旗的王爷、贝勒、将军们,连那些外藩蒙古的台吉都看不上他们。


    即使清国皇帝黄台吉对他们信任有加,且对他们又是十分的尊崇,然清国上下的大臣将军们仍是对他们横竖看不上。


    这或许是因为在清国内部汉人的地位最低所致,毕竟几十年里汉人都是作为满人的奴隶存在。


    即使黄台吉继大位之后,努力提高汉人地位,使得大部分的汉人奴隶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根深蒂固的观念尤其是那么容易扭转过来?


    就算如范文程、宁完我、张存仁、祖泽润等官居高位,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更是被封为王爷。


    可在满蒙贵族王爷、贝勒、将军们眼中,他们骨子里还是清国的奴隶一般存在,可以任由他们欺压和羞辱。


    毕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这些先期投降后金的汉奸,都曾经做过各旗旗主贝勒的奴隶包衣,这是他们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难以洗脱的身份象征。


    虽然,后来因各人才能得以受到重用,但旗包衣的身份并未去除,无论何时何地见到旗主贝勒都要下跪相迎,请安问好。


    即便是黄台吉努力提高他们的身份地位,甚至后来将他们都编入汉军各旗,成为汉军的旗人后,仍是为满蒙各大臣将军欺辱不断。


    而对于这种事情的处置,也多是两边各打十大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罢了。


    就算黄台吉再想提高汉人地位,再想利用汉人来补充满人数量上的天然劣势,他也不会允许汉人的地位,达到如满人相等的地步。


    因为如此一来,便会极大动摇满人的统治者地位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