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都是点头，只有卫非说道：“啥呀就瞎联想，我就不信古时候的人吃蝗虫能够做得到肘子这样精细，那个时候的普通人家，油是多精贵的东西？怎么可能拿来煸蝗虫？”
“因此就算吃蝗虫，多半也是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竹签子串上烤一烤就吃了。”
“那个时候的虾也是，一般就是白焗蘸调料，那我请教：烤蝗虫和白焗虾，它们的味道能够差不多吗？能够引发肘子你说的这种联想吗？”
“靠！是我拿今人套古人了。”周至拱手：“多谢飞机提醒，差点闹了笑话。”
卫非少有能够在文科上拿捏得住周至的地方，顿时得意洋洋：“我这算不算那啥……一字师？”
杨和慢悠悠地笑道：“其实今人套古人的现象太多了，我问问你们，你们认为有多少地就该算地主？”
“这个啊……怎么也得有个二三十亩吧？”向宇说道。
“二三十亩太多了吧？”方文玉说道：“一家人怎么都种不完，我觉得超过十亩就够呛，雇人的话是不是就算请长工了？”
“十亩一家人一年怎么都料理得过来的，而且别忘了那个时候一家一般不止三口。”
“所以说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政权就没错。”张路说道：“那个时候能够供养一个人脱产读书，怎么着家里也得有个十几亩地。”
“嘿嘿嘿可惜现实情况不一样……”杨和笑得一副“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想”的嘴脸。
“那是咋回事儿？”大家都是爱学习的好孩子，政治试卷上的标准答案每个人都烂熟于心，但是无一例外地没有追究过这般细节，还是属于囫囵吞枣。
而周至为了不影响他们填写标准答案，从来没有在这方面跟他们细讲过。
今天倒是个科普的机会，周至笑道：“其实这个问题有些复杂，不过根据《解放初期四川土地改革及其意义》这篇文章里提到的成果，土改后，雇农人均从0.2亩提高到2.37亩，贫农从0.5亩增加到1.6亩，地主从人均14.59亩下降到1.47亩。”
“也就是说，蜀中当时的地主阶层，人均占有土地也就十五亩而已。”
“当然了，既然是平均，那就既有平均上，更有平均下，以人数来计的话，因为金字塔效应的存在，平均下的人，一定远比平均上的人多得多。”
“这样粗略概括下来，人均几亩的地主多了去了，按一家五口，两人不在劳力计算，差不多一家有十多亩地，就有了被划分为地主的条件。”
“当然了，地主的划分不是仅靠占有土地来区分的，另外还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有劳力而不劳作，这样的话，他们拥有的土地就叫做‘息田’，他们是靠雇佣他人劳作，通过收租获取利益，这种当然是地主。”
“还有一种就是虽然自己劳作，但是也要雇佣长工，这里边涉及到一个自作田和息田的比例问题，可以划分为‘中农加小土地出租’，也可以划分为富农甚至地主。”
“但是我们更需要主意的一点，就是不能以今套古，不能拿这个标准去套古代，然后得出‘封建科举就是在地主阶层里选拔人才’的结论。”
“因为在唐代，田亩制度非常清楚，唐初一丁授田一顷，其中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
“当然也不是绝对统一的一刀切，也要看当地田地和人口是否形成矛盾。但是这个额度沿用了很久，狭乡，也就是土地矛盾突出的地方，也以一丁三十亩为限。”
“到了宋代，这个标准依旧没有大的变化，一丁三十五亩左右。”
“这一类正常得到土地的‘自耕农’阶层，是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石，他们为国家提供绝大多数的税收，也服兵役和劳役，是贡献国家的绝对主力。”
“这部分人，从汉代开始，便被称作‘良家子’，杜甫诗歌里‘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良人指的就是他们。”
“这部分人口的子弟也是科举的主要参与者，甚至不少朝代还有规定，参加科举的只能是这些人的子弟，其余匠、乐、商贾、贱籍，不得参加。”
“这部分人口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属于国家人口构成中的大部分，简单粗暴地按照现代标准将之划分为‘地主阶级’，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在古代其实也就是普通家庭，或者说属于条件稍好一些的普通家庭。”
“要是非要按照土改时候蜀中的标准去套《均田令》的话，那么除了雇农，天下只要是种地的，几乎个个都是大地主了。”
“因此利用西哲的法子来划分中国的封建王朝，实在是过于简单粗暴了，很多说法经过实际考证后，都是站不住脚的。”
“南宋叶适调查过当时两浙路的户籍，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宋代户口分主户和客户，其中主户就是私人拥有土地者，客户就是租种国家土地和私人土地者。”
“主户按照户产的多寡，城镇家庭分作十等，农业家庭分作五等。”
“叶适曾经对温州城周边三十里的人家进行过统计，以四百亩以上为一等，一百五十亩到四百亩为二等，三十亩到一百五十亩为三四等。”
“虽然没有五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学方式推算出来。”
“而且当时开封府曾经有个公文，地不足二十亩者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请，那么五等户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是二十亩以上。”
“这个结果，也和叶适的统计相当。”
“最后说结论，结论就是符合金字塔结构，五等户占全部的百分之七十，三四等占百分之十，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主户人口，占据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
“记住这些人的标准，一户最低的田产都在二十亩以上。”
“此外就是客户了，宋代主客户占比变化不大，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宋代的客户也分两种，一种是给国家种地的，一种是给私人种地的。”
“给国家种地的人就和我们现在的农村差不多，这部分人以租代税，劳役比自耕农要重一些，租赋和田税则相当。”
“剩下一部分给私人种地的才是真正的雇农，这部分受到的剥削最重，但是和另一个极端地主一样，同样只占总人口的极少部分。”
“因此古代关于土地占有标准本身就相当复杂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