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一切都和性有关，只有性本身与性无关。
性关乎的是权力。
这句奥斯卡-王尔德广为人知的名言，其实并非出自奥斯卡-王尔德之口。王尔德于1900年11月30日去世，而首次有记录地使用“sex”作为名词来指代性交，则是由英国作家大卫-赫伯特-劳伦斯于1929年创造的用法。
换句话说，那位流亡巴黎，英俊忧郁的都柏林诗人，根本就不可能使用这个他在世时尚未被发明出来的单词造句。
事实上，这句名言第一次被誊写在纸张上，是王尔德在阿尔萨斯旅馆离开现实世界的整整八十一年后。
莎拉-勒法努和汉娜-坎特尔，两位名不见经传，连照片都未能留下的社会学家，在她们人生唯一一部出版物《概括性陈述：有关妇女解放运动的著作》中，大胆地发表了性是彰显权力的一种主要手段的观点，并在之后的三十余年里，成为了人类社会对两性关系的共识。
这个理论是如此精辟而深入人心，以至于弗兰克-安德伍德，美国电视工业历史上也许是最深沉也最强大的男主角，亦要借用这句话，来向观众展示他的为官之道，厚黑之学。
时至今日，这句话凝结出了所有犬儒主义者、平权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是理想主义者都能产生共鸣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群体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与它的脍炙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原作者的默默无闻。
鲜少有人知道莎拉-勒法努和汉娜-坎特尔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即便知晓了真实情况，下一次引用这个名言的时候，人们还是会习惯性地以“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来开头。
为什么？
因为，“性关乎的是权力”这句话，也关乎权力。
只有从奥斯卡-王尔德或者与其享有同等声誉的思想大师口中听到的理论，才具有价值，才值得铭记。
这就是权力所蕴含的能量。
坎耶-维斯特对这种能量了若指掌。
正是因为其对这些大众传播学现象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才会写出《Famous》，写出这段听上去粗俗不堪的歌词。
“I feel like me and Taylor might still have sex。
Why?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God damn，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这四行文字，可以直接通过字面意思去理解和分析吗？
当然不能。
首先，一个很简单的，不容辩驳的事实是，坎耶-维斯特是一位拥有强烈個性化审美风格，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标准，一以贯之的艺术家，无论是音乐制作、时尚设计还是伴侣选择方面，皆是如此。
而泰勒-斯威夫特，并不在他精心构建并狂热维护的美学体系之内。
看看职业生涯开始之后，坎耶-维斯特公开的几任约会对象就知道了。
缺少图像资料的高中甜心苏梅克-雷尼抛开不谈，从第二任女友兼第一任未婚妻亚历克西斯-菲弗开始，布鲁克-克里滕登、安柏-罗斯、金-卡戴珊，甚至是这个时空还没有跟坎耶产生情感交集的伊莉娜-莎伊克、钱尼-琼斯、比安卡-森索里……把她们的照片放在一起，你能立即分辨出一些非常趋同的特质。
都留着一头亮丽的棕发，都有一副丰腴的身躯，并且不管她们出身为何，是黑是白，都把自己调制成了种族模糊的古铜色。
Racial ambiguity，二十一世纪好莱坞最新的审美风潮，坎耶-维斯特推崇至极的择偶标准，也是泰勒-斯威夫特完完全全的反义词。
金发碧眼，标准的白人样貌。母系血统苏格兰混德国，父系血统苏格兰、意大利，17世纪之前还有一点点英格兰的传承，即使在新英格兰地区，这也算是根正苗白的纯种高加索人了。
不仅如此，2016年的泰勒与时尚圈的一种超模打得火热，审美标准无限向巴黎时装周的要求靠拢。五英尺十英寸的高度，配上卡莉-克劳斯亲自调试的身材，被一众Reddit网友称作火柴盒，并非是无的放矢。
换句话说，泰勒-斯威夫特这样的姑娘，完全不会出现在坎耶-维斯特的择偶雷达里，也极难唤起后者的原始欲望。
那为什么他会在《Famous》这首歌里宣称，“我觉得我和泰勒可能还会做爱”呢？
正是因为“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
这句歌词，充分体现了坎耶-维斯特在泰勒-斯威夫特面前的优越感和上位者心态，但绝不仅限于此。
在双方关系已经缓和的前提下，坎耶再度对泰勒发起突然袭击，其实针对的不是泰勒本人，或者说只有很小一部分怨念集中在泰勒身上——毕竟无论如何，泰勒也是那个在舞台上唱出《Innocent》，并不断在各个场合用这件事情开玩笑，让他颜面扫地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假装豁达的实际执行者。但如果恩怨就到这里为止，那么坎耶完全不需要如此大动干戈，上一年从对方手中接过先锋大奖，下一年就反目成仇，言辞激烈地展开人身攻击。
归根究底，坎耶-维斯特真正的攻击目标，是站在泰勒-斯威夫特身后的环球音乐，和以这家集团为代表的整个音乐工业。
是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
你们所有的宣传尝试，都不如我在VMA舞台上仗义执言的三十秒。
我是一个你们无法掌控的天才，我随意宣泄的怒火，都能帮你们意外地再捧出一个明星。
你们这帮食利的、腐败的、无能的，寄生在艺术家身上靠吸血为生的所谓幕后推手，凭什么觉得可以拥有我的版权、操控我的事业、摧毁我的自由？
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是坎耶-维斯特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抗争旋律。2004年便成立了自己的艺人管理公司和独立音乐厂牌GOOD Music，2007年跟Bape共同推出College Dropout联名鞋款，并在未来的数年时间里频繁跟路易威登、朱塞佩-萨诺第和耐克合作，并最终选中阿迪达斯，创建Adidas Yeezy，用这种方式增加他在主业之外的收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与自主权。
随着羽翼的逐渐丰满，2020年，坎耶掀起了一阵反建制风暴，同时将唱片公司及母带版权所有方Roc-A-Fella、Roc-A-Fella背后的控股集团环球音乐，以及音乐版权发行方EMI告上了法庭，试图夺回他的所有艺术创作和知识产权。行动受挫之后，坎耶在推特上连续开炮，言辞也变得愈发激进，最终于2022年底，将矛头对准了他心目中最大的敌人——那些牢牢掌控音乐集团与时尚集团董事会席位的犹太人。
你可以说他自恋、偏执、狂妄，脑海里飘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你却无法否认这个男人对自我认知中那些正确理念的坚持，以及他为之付出的努力。坎耶-维斯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埃斯库罗斯笔下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英雄。身为非裔美国人，却游离在黑白的种族认同之间。被赋予了惊世的音乐创作才华，却摆脱不了被资本掌控的命运。拥有冲破藩篱的勇气，却在屡次尝试后输得一败涂地。
GOOD Music，2011年与环球音乐旗下的Island Def Jam签订了独家长期全球发行合同。Adidas Yeezy，2022年因为坎耶的争议性言论，导致阿迪达斯提前终止合作协议，整个品牌迅速成为昨日黄花。音乐版权，直到韩易重生之前还被牢牢掌控在环球与EMI手中。向犹太势力发起的决死冲锋，更是成为了他职业生涯无可挽回的转折点。
被犹太资本掌控的自由派媒体联手绞杀前，坎耶可以从科切拉音乐节那里拿到850万美元的演出报酬。而在彻底断绝资源渠道后，坎耶哪怕将自己的演出报价降低到250万美元甚至200万美元，也鲜少有主办方愿意接招。
坎耶-维斯特，也许是最近二十年以来，与犹太势力决裂得最彻底的那个，也是较量得最激烈的那个。2016年，他还没有被彻底打垮，相反，他的事业帝国刚刚达到巅峰时期。音乐上，前六张专辑全部进入滚石乐队最伟大的500张专辑排行榜，一人六席，已经足以巩固他在嘻哈乐界的历史地位。时尚方面，Adidas Yeezy已经发布了三季新款，40000双新鞋，未经任何宣传，冷启动的几分钟之内便全数售罄，整个品牌的营业额从1500万美元飞速增长到了12个亿……已经半只脚踏进资本圈，很快就要像Dr.Dre那样戴上黑人资本家王冠的坎耶-维斯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下，志得意满的坎耶-维斯特决定遵从他的本心，制作一张政治意味和宣示意味都拉满的自白型专辑出来，而这就是《The Life of Pablo》，翻译成中文，便是《巴勃罗的一生》。
之所以会将新专辑冠以这样的名称，是因为坎耶-维斯特将自己视为以下三人的三位一体：巴勃罗-毕加索、巴勃罗-埃斯科巴，和在西班牙语里被称为“Pablo”的圣徒保罗。《I Love Kanye》里，坎耶把自己视作巴勃罗-毕加索那样的伟大艺术家，虽然生命里充满争议，但永远熠熠发光。以《Father Stretch My Hands》为题的两首歌里，坎耶像圣徒保罗那样虔诚地拥抱了他的宗教信仰，甚至用教堂唱诗班来将它们重新演绎成了福音风格。
这些，都是坎耶-维斯特性格中的闪光点，他的可爱之处。而如同巴勃罗-埃斯科巴那样凶猛无情，碾压所有对手的狠戾，则集中体现在《Famous》这首歌里。
他想要跟泰勒-斯威夫特做爱，并不是因为他被后者吸引，而是因为在坎耶看来，他造就了这颗音乐工业捧在手心里的明珠。因此，他——而不是环球音乐集团——才理应拥有对泰勒-斯威夫特的掌控权与支配权。
而还有什么，比将流行音乐的公主，环球音乐的嫡长女压在身下肆意蹂躏，更能体现他不可撼动的强横呢？
这，才是这四句充满冒犯性的歌词，真正的含义。
它们想要冒犯的，不是泰勒-斯威夫特本人，而是那座坎耶迫不及待想要推翻的大山。
因此，当坎耶-维斯特拨通泰勒-斯威夫特的电话，把与她有关的这段歌词播放给她听，请求后者的许可时，他不是在当面挑衅，而是真的希望在单曲发行前消弭误会，希望同样身为音乐创作者的泰勒-斯威夫特能够读懂他歌词里的隐喻，并支持他去为像泰勒一样无法发声的艺术家发声。
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谬，但这是对坎耶行为最合理的解释。毕竟，如果他只是单纯地想激怒泰勒，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完全不告知她的情况下，突然发布这首单曲。
在通话中，坎耶与泰勒仔细讨论了“I feel like me and Taylor might still have sex”这句话。据坎耶说，金-卡戴珊更喜欢“owe me sex”，也就是欠我一次性爱这种说法，但泰勒明显表现得很是抵触，她觉得这种说法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弱势的地位。“可能还会做爱”这种说法就更加委婉和温和，在泰勒看来，更像是朋友之间会开的玩笑，而不是一种盛气凌人的侮辱。
在通话中，泰勒尽可能地做到了理解与支持，她知道嘻哈音乐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立在对权势和性爱的炫耀之上，Rapper们唱出来的词有时候只是为了维持他们的人设，而不是真的会这样去做。因此，泰勒愿意往后退让一步，给坎耶留出一点创作的宽容度，毕竟后者也主动跟她打来了电话，征询许可。
当然，这不代表泰勒完全不介意这句歌词。“你必须尽伱所能，保护好你现在这段婚姻关系。你刚生了个孩子，正处在人生最好的阶段，我不会建议你去毁掉这一切”，就是她表达不同意见的隐晦方式。当你已经跟另一个女人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之后，为什么还要在歌词里说你要跟某个女人做爱？
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泰勒其实并不希望坎耶用这种方式在单曲里提到她的名字。但若是程度仅限于此，那她也只会口头表达一下反对，而不会激烈制止——毕竟，如果你自己都不关心你家庭的和睦和完整性，我又有什么必要去帮你维护呢？
如果说“I feel like me and Taylor might still have sex”只是嘻哈音乐特质的体现，那么“I made that bitch famous”就不一样了。连坎耶-维斯特都知道，这句唱词一出来，就是完全否定了泰勒-斯威夫特的独立人格和自我努力，把她完全物化成了一樽花瓶。不管这樽花瓶的主人是坎耶-维斯特还是环球音乐集团，她终究是一个任人摆弄的物件。对于泰勒-斯威夫特这种级别的音乐人来说，这种否定，比“谁想睡她”更能令她不悦和愤怒。
因此，电话里，坎耶-维斯特没有据实以告。他只是小心翼翼地透露，他希望写一句“I made her famous”，而没有提到他会使用“bitch”这个词。不过，即便已经把歌词的攻击性降低了好几个等级，泰勒的语气依旧陡然变得强硬了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了这种信息的出现。
她提醒他，在2009年的VMA颁奖典礼之前，她已经有两张销量达数百万的专辑了：“现在，其实一切都无所谓了。但我的意思是，你必须站在你自己的视角，通过你亲身经历的观感来讲述这个故事。比如说，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比如说……在你做出那件事之前，我那张专辑就已经卖出了七百万张，这是切实发生的事情，事实就是这样。在那件事之前，你根本就不认识我。这样说就对了。”
在保证谈话氛围友好地前提下，泰勒-斯威夫特用最直接坦率的方式驳回了这句歌词，没有给出任何模棱两可的信号，但坎耶-维斯特依然选择把它加进了最终的成品里，并且还更进一步，用上了“婊子”这个词。
泰勒-斯威夫特的愤怒，可想而知。两句歌词连在一起，轻飘飘地否认了她十余年来日以继夜的努力，以及一张张专辑、一首首单曲，逐步硬拼下来的事业版图。
不要小看岁月史书的威力，人们总是喜欢用记忆点强烈的标志性口号来为某个人某件事打上标签。如果任由《Famous》这首歌继续发酵下去，再过二十年，泰勒-斯威夫特就会彻底变成那个坎耶-维斯特一手捧红的环球音乐傀儡，不管事实的真相如何。
所以，泰勒的反击来得迅速而又猛烈。2016年2月15日，距离《The Life of Pablo》的专辑试听会仅仅一天时间，泰勒便在格莱美颁奖典礼现场，在接过为《1989》颁发的年度专辑大奖时，做出了不点名的反击。
“作为第一位两次获得格莱美年度专辑奖的女性，我想对所有年轻女性说——奋斗的道路上，总会有人试图破坏你的成功，或将你的成就和名声据为己有。”
“但如果你只专注于工作，不让那些人分散你的注意力，有一天当你到达目的地时，你环顾四周，就会知道是你自己和爱你的人把你带到了这里。那将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
光看文本，还是最经典的，泰勒-斯威夫特式的，正能量满溢的发言。但彼时，《Famous》这首歌的内容已经登上了推特热门趋势榜的榜首，斯台普斯球馆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知道，泰勒-斯威夫特的这段话，就是送给坎耶-维斯特的强有力回应。
想要把我的成就占为己有？你拿到过两座年度专辑奖吗？
没记错的话，好像一座都没有吧？
接下来的四个月时间里，坎耶-维斯特异乎寻常的沉默，没有就泰勒-斯威夫特的发言做出回应。许多人认为这是坎耶与泰勒漫长恩怨史里的又一次拉扯，也是坎耶又一次神经质的出格之举。毕竟，在双方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缓和之际重燃战火，突然就给了人家一巴掌，任谁都会觉得是坎耶的问题。
于是，坎耶夫妇的社交媒体账号评论区，瞬间被泰勒的粉丝，和“正义”的路人所淹没，一切看起来都似乎是2009年VMA事件的翻版，只不过热度没有第一次那么高而已。
坎耶发疯、坎耶被治，如此顺理成章的发展。
但就像克莉丝-泰根三月份登上安迪-科恩脱口秀时所说的那样：“我告诉你，事情还没有结束。它还会继续下去，战争还在继续。”无论是泰勒还是坎耶，都没有举起白旗。泰勒-斯威夫特的公共关系主管特莉-佩恩把手头能找到的绝大部分宣传武器都一股脑地砸向了坎耶，并且在手底压住了几张王牌，准备根据对家的动作随机应变，做出有效回应。
2016年6月16日，就在新一轮的#KenTay之争声势衰减到一定程度，泰勒这边的公关团队逐渐放松警惕的时候，坎耶的妻子，金-卡戴珊，终于做出了进一步的动作。
“她完全同意了那段歌词，”韦斯特当时的妻子卡戴珊在当年 7月的《GQ》杂志上这样说道，她提到，斯威夫特在歌曲《Famous》发行前就已知道全部歌词。
接着，卡戴珊补充道：“她完全知道这件事会公开。她想突然假装不知道而已。我发誓，我丈夫因为一些事情受到了太多的指责，但他实际上确实按照规定行事，甚至打电话征求了批准。”
这次专访出街后，一如往常，特莉-佩恩指示公关人员迅速做出了回应。
“泰勒并不反对金-卡戴珊，因为她知道金一定承受着压力，她只是在重复坎耶-维斯特告诉她的话，”
这段关于维斯特及其妻子的声明开头写道。
“然而，这并不能改变金所说的很多话都是不正确的事实。坎耶-维斯特和泰勒只在2016年1月她和家人度假时通过电话一次，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说过话。”
“泰勒从未否认过那次谈话。正是在那次电话中，坎耶-维斯特还要求她在推特账户上发布这首歌，但她拒绝了。”
泰勒团队的全盘否认，正中金-卡戴珊的下怀。老练的她，没有直接放出证据，而是让事件的热度继续发酵以博取最大的关注度，并让自己的评论区被恶毒的辱骂淹没了整整一个月后，才在Snapchat上，施施然地放出了当时坎耶与泰勒的通话记录。
经过精心编辑的通话记录。
而这，成为了击垮泰勒-斯威夫特这块完美金字招牌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