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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2月16日，农历除夕。
其实新的一年早就开始了，但是在农村，大家普遍过的都是农历，只要除夕没过，所有人就还停留在1968年。
一大早，大队的大喇叭就开始响：“中午到大队来吃忆苦思甜饭。”
这话一出，感觉过年的喜庆气氛立刻就消失了80%。
然后，大喇叭接着说道：“现在就可以到大队来领春联。”
喜庆气氛恢复30%。
春联是现在唯一保留的过年习俗。其他的，像放鞭炮这些，已经都被禁止了。
谢赟在家里熬浆糊，让谢燊去大队领春联。
等他领回来，谢赟打开一看，堂屋一副：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大门一副：红心向党抓革命，恐后争先促生产；猪圈一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谢赟：“……”
还真有时代特色。
“大队开始做饭了吗？”
“开始了。姐，你到时候把窝头给我，你回家再吃别的。”
谢赟一边往门框上刷浆糊一边说道：“没事，一个小窝头，还能难倒我吗？前些年没吃的的时候，这种窝头也是好的。”
原主的记忆里这玩意很难吃，但也能吃得下去。
她表面笑嘻嘻，心里骂骂咧咧。现在真的不像之前那么难了啊。不得不吃苦的时候吃得下苦熬得下去是一种美好的品质，不需要吃苦的时候非得主动去吃苦那是傻子。
中午，姐弟俩来到大队部，院里挤满了人，赵富国在那儿点名，点到谁谁去拿窝头。拿了还不能走，得在队部吃，吃完了、听完白毛女，才能走。
谢赟拿着窝头，领着弟弟去找自己的小伙伴，她本来想两口干掉，长痛不如短痛，但是一口咬下去，谢赟就后悔了，根本咽不下去。
倒不是说它的味道有多难吃，而是剌嗓子，不好咽。
谢赟只好跟个老鼠一样，用门牙一点一点地嗑，一脸生无可恋。
白毛女放完了，她的窝头嗑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被她藏进了口袋里，实际上进了空间。她怕有人在门口检查。
出门的时候，大家都耷拉着脑袋。
还好，大队领导们没有“赶尽杀绝”，有的人没吃完，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反正也浪费不了，回到家还能喂鸡。
谢赟就是这么干的，回家以后把剩下的窝头拿手一点一点碾碎，扔到喂鸡的破瓦盆里，看着那几只鸡争先恐后的抢食，被忆苦思甜饭破坏的心情好转了不少。
下午，她和谢燊合作包饺子。她和面，谢燊剁馅，他两只手握住刀柄，只需要梆梆梆地剁就行了，没有危险性。
谢燊还会擀饺子皮，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提手擀皮法。
等到张瑞凤下班，姐弟俩什么都准备好了。
“封建迷信活动”统统被叫停，但那是明面上，关起门来，大家还是会上供，会对逝去的亲人念叨念叨，说说过去一年的变化，孩子们的成长，再求他保佑，希望未来能够变得更好。
谢赟和谢燊还磕了头。
然后，开始吃饺子。
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除夕没有守岁，但是这一天晚上，原主会陪着妈妈一起睡。
“每逢佳节倍思亲”并不是一句空话，在这样的夜晚，人们会特别感性，容易开心，也容易伤感。
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会侵蚀人的心，这时候，如果有亲人陪在身边，大家一起说一说，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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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一起回忆过去，场面会温馨而美好。甚至不说话，只是无声的陪伴，也很好。但如果孤身一人，那可能就只剩下无边的孤寂了。
谢赟遵循原主的习惯，和母亲相拥而眠。
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她又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难产大出血死去，因为放心不下孩子，放心不下母亲和弟弟，她的灵魂一直在此间徘徊。
她看着丈夫和孩子很快开启了新的生活，将她的存在彻底抹去。
她看着母亲和弟弟伤心欲绝，将全部爱意都倾注到她的孩子们身上。担心孩子在郑家得不到好的照顾，他们甚至提出把孩子带回家亲自照顾，不耽误郑国强再娶，但是郑家不同意，因为那是郑家的孩子，没有交给外人的道理。
她看着母亲和弟弟一趟又一趟地往郑家送东西。
后来，郑国强再婚，没过多久，就带着新娶的妻子和孩子一起去了部队。
张瑞凤和谢燊省吃俭用，把好的都攒下来寄给孩子们。可是，东西他们收下了，却从来没有给过任何回应，连一封信都没有写过。
他们俩曾经找到军区，去看他们，但是郑国强态度十分冷淡，三个孩子的态度也非常冷漠，跟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个妈妈，你们以后不要再寄东西了，也不用来看我们。”
张瑞凤和谢燊死了心，他们回到老家，从此不再管孩子的事。他们在原主的坟前哭着道歉，说他们没有照顾好孩子，让孩子都不记得妈妈，没法回来看她。
当时她还在，她跟妈妈和弟弟说没关系，她已经不介意了。孩子们忘记了她，她也就不必在乎他们了。她想让母亲和弟弟好好生活，不必再为
她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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