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那一场场明争暗斗、看不见血的权谋斗争中？
又或者，是在那无数个寂静的夜晚，独自面对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时？
他不得而知。
他只知道这些年的经历与成长，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比历史上底牌更加深厚、气性更加卓越的人。
回想这些年的经历，袁绍感慨万千。
当他破解胎中之迷，意识到自己是袁绍时，他先是彷徨，然后是狂喜。
彷徨是因为来到了汉末，狂喜是因为获得了二次新生。
更何况他居然成为了袁绍。
四世三公出身的袁本初。
了解历史的他简直不知道自己这个开局怎么输。
整个大汉有此殊荣的仅有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两个氏族。
这就相当于他投胎投到了一个副国级别的家族，他还是其中一脉的嫡子，且在原本的历史上有着无限登临大宝的机会。
他可以响当当的拍着胸脯说，整个大汉，有一部分是他们家的，结合原本历史的发展来看，他甚至可以说，他是这个帝国的四分之一个主人。
毋庸置疑，他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凡是目光所及，无不应手而得；随口夸赞某个女子美貌，当夜她便会褪去衣衫，温婉地躺在他的床榻之上。
当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能否做到”、“做不做”、“值不值得做”这又是多种情况了。
总而言之，屁股决定脑袋。
这种源自古代封建的腐朽思想，迅速侵蚀了他这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灵魂。
他的内心很快就充满了高于一切的优越感。
不是干部经不住考验，主要是给的东西太多了。
当他心安理得体验着权利和地位带给他的特殊性时，现实却给了他无情的一击。
这一击便是大名鼎鼎的党锢之祸。
“五侯”被清算后，汉桓帝刘志任用了以中常侍苏康、管霸为首的新一批宦官，他们排挤士人，争相阿谀奉承刘志，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河南尹李膺皆受其陷害而被惩处。
延熹九年，南阳太守成瑨逮捕了与宦官关系很好的当地富商张汜，结果正遇上刘志宣布大赦，而成瑨为了打击宦官，竟置朝廷法律于不顾，不仅杀了张汜本人，还杀了张的宗族以及宾客200多人，然后成瑨才向刘志上奏。
而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览的所有财产，汝南太守刘质逮捕小黄门赵津，不顾朝廷赦令，将赵津拷打至死，然后才向朝廷上报。
九月，宦官们纷纷向刘志提出申诉，同时又鼓动张汜的妻子上诛。
刘志闻知此事，索然大怒，因为在刘志看来，这是地方官吏公然对抗中央，也让他想起了几年前梁冀掌权的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亦是如此，很少有人能听“懂”他说的话。
于是，刘志当即下诏，将成瑨、刘质一并逮捕，按律处斩。
同年，宦官唆使方士张成的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人蓄养太学生和游士，交结各郡的生员，互相标榜，结成群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
刘志大怒，于是诏令全国，逮捕李膺、陈寔等200多个“党人”。
有的党人逃走，刘志就悬金购赏。
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反宦官的斗争遭到严重挫折。
而党锢之祸的源头，之前提过，就是“五侯”被清除时埋下的。
宦官不能生育，只能依靠皇帝的信任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某种程度上讲，宦官就是皇权的延伸。
而梁冀在时，为了清除梁冀，刘志更是在厕所与五位宦官咬破胳膊、发出血誓才得以相互信任，从而清除梁冀，夺回权力。
于情于理，“五侯”代表的都是皇权的颜面。
打狗还需看主人，而清流派的人对付“五侯”，简单来说，就是在间接挑战皇权。
最主要的是...清流派的人居然还挑战成功了。
而党锢之祸完全可以看做这场斗争的延伸。
宦官集团怕自己走上自己的老前辈“五侯”的路，刘志想制造平衡，稳定皇权，于是心照不宣之下，党锢便开始了。
虽然清流派是由部分清正官僚与在野知识分子组成，但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士人集体中的一员。
而作为士人领袖的袁氏则无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漩涡当中。
虽然回顾整件事件，在袁赦的帮助下，没有对袁氏一族整体造成什么影响，却对袁绍本人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心理阴影。
当时的袁绍正在家呆的好好的，莫名其妙的就当上了郎官。
袁绍可不认为天上的馅饼能落到自己的头上。
其中的寓意自然不用多说...
于是，这个意外的任命仿佛一盆冷水，给天真烂漫的袁绍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
他深刻认识到，这个世界远比他想象中更为残酷，他不能仅凭家族的背景就高枕无忧地生活；现实也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提醒他权利和地位并非永恒的护身符。
有些事情并不是他选择逃避，它们就不会主动找上门来。
他享受着袁家带来的种种福利，锦衣玉食，无忧无虑。但与此同时，他也必须承受与“袁”字相关的所有风险；这个姓氏不仅代表着荣耀和权力，更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和潜在的危险。
如果袁家遭遇了什么不测，外界可不会因为他在家族中地位的高低而给予不同的罪名。人们只会看到他名字中那个显眼的“袁”字，而将他与整个家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危机面前，他无法置身事外，很可能会因为姓氏而被顺手牵连其中。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只要没有爬到权力的顶峰，无论是身处十人之下还是一人之下，都存在着成为牺牲品的风险。
更何况，未来的十几年内，天下将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动乱之中。
战火将燎原，群雄并起，各自为战，那是一个英雄辈出，却也充满危机与变数的时代。
在这样的乱世里，每个人都在为生存和权力而挣扎，每个决策都可能关乎生死存亡。
袁绍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心中充满了迷茫与不安。
他不禁在深夜的寂静中，反复问自己：我真的能够比历史上的那个袁绍做得更出色吗？
我能否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立足，甚至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历史的袁绍，虽有过辉煌的战绩，但最终未能一统天下，他的失败，是时代的必然，还是个人的失误？
如今，站在同一个起点，我能否避免那些曾经的错误，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这些问题，反复在袁绍的脑海中回荡。
抱着这样的念头，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自我的期许，在几年之后，袁绍踏上了前往濮阳的路途。
而出任濮阳令的那三年，才让他真正看清楚了这个世界——一个人吃人的世界。